近日，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法律草案，计划自2027年4月起，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率从8%降至1%，为期两年，该法案将于近期提交日本国会审议。这是日本自1989年开征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，两年累计减收约10万亿日元（1元人民币约合23.6日元）。然而，这项看似“惠民”的政策并未赢得广泛支持，反而引发执政党内部强烈反弹。在政府债务规模庞大、利率上行压力加大、日元汇率持续承压的背景下，这一政策不仅未能形成清晰的增长路径，反而暴露出财政、货币、外部协调之间的多重矛盾，日本经济困局正进一步加深。
减税政策之所以引发广泛争议，首先在于其财源并不明确。消费税长期是日本养老金、医疗、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财源。在人口老龄化持续、社保支出刚性增长的条件下，削减这一稳定税源，必然加剧财政收支平衡压力。高市早苗政府表示不会依赖赤字国债填补缺口，但另一方面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却攀升至143万亿日元，增幅高达约17%。市场担心，若减税缺乏稳定财源支撑，可能削弱财政信用，推高国债收益率，进一步增加债务滚动成本。舆论普遍认为，减税政策带有选举政治色彩，意在短期内拉拢特定支持群体。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在这一问题上发生明显分歧，在该党税制调查会理事会上，表达反对和担忧的自民党议员一度超过支持者。
政策分歧还体现在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方向不一致上。为应对通胀压力和日元疲软，日本央行近年逐步退出超宽松政策，结束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，并在今年9月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.25%，为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。央行加息意在稳定物价预期、收窄利差、缓解汇率贬值压力。而与此同时，政府却推进扩张性财政安排，包括减税、补贴和较大规模预算扩张，客观上会推升总需求和通胀预期，削弱货币紧缩效果。
这种“财政踩油门、货币踩刹车”的政策组合，容易引发市场信任波动。今年6月，日本政府公布的《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》草案，被市场解读为政府试图向央行施压、抑制其加息节奏，以维持低利率，为大规模财政扩张融资。日本市场随即爆发债券抛售潮，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近30年高位。日本政府被迫紧急修订草案，重申尊重央行独立性，强调货币政策以实现物价稳定为目标。然而，政策信号一旦前后不一，就会放大金融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担忧。
外部压力同样不容小觑。美国多次公开施压，要求日本控制财政支出、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。7月底，美日时隔多年再次实施联合外汇干预，以遏制日元过度贬值。美方关切既包括日元无序波动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，也涉及美债市场稳定和贸易竞争格局。这使得日本在维持增长、稳定汇率、控制债务和回应外部压力之间面临更复杂的平衡挑战。
整体来看，日本央行致力于修复金融功能，日本政府执着财政扩张，美国则要求日本收紧政策，三者之间的目标不可调和，政策协调难度明显上升。政策撕裂的后果正在日本实体经济中显现，“K型分化”特征加剧。以加息为例，持有金融资产的家庭受益于利率上升和股价上涨，而背负房贷的家庭负担加重；大企业凭借定价权扩大利润，中小企业却因融资成本上升加速退出市场。食品减税亦然——短期减轻部分家庭负担，却削弱社保财源，最终仍可能损害中低收入者利益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减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，企业未必将减税传导至零售端，消费者获得感可能大打折扣。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《世界经济展望》报告预测，日本名义GDP（国内生产总值）将于2027年被印度、英国超越，全球排名由当前的世界第四位滑落至第六位。实际上，日本经济困局并非短期政策失误所致，而是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集中爆发：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约230%，能源对外依存度高，产业新旧动能转换迟滞。当减税、扩张、加息、干预汇市等多重目标相互冲突，政策空间被不断压缩。对日本而言，真正需要的不是短期民粹式让利，而是重建财政纪律、理顺政策协调、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清醒与勇气。否则，政策分歧“左右互搏”只会让困局越陷越深。
（作者为南开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、日本研究院副院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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